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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伦为多首红军广为传唱歌曲作词
2019-08-02 14:22:55 来源:
编辑:潘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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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翰。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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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第一任处长彭加伦

1937年冬,从延安经兰州去苏联治病的贺子珍(前排左三)等人与谢觉哉(前排左四)、彭加仑(前排左六)在八办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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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长期艰辛的革命斗争中,史无前例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始终像高空的明星闪耀在人们的心头,照耀着、激励着每一位向往革命的青年,为了中华民族的新生,为了广大人民的自由、平等、幸福而奋勇向前!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人民只有坚定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才能勇于战斗、善于战斗,克服一切前进过程中的千难万阻,转败为胜、由弱变强,将中国革命一步步推向前进,直到取得民主革命的全面胜利,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屹立于世界之林。长征是千万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劳苦大众的积极支持下,对国内强大反动阵营疯狂“围、追、堵、截”的殊死战斗,行程两万五千里,地跨11个省,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长征是中国革命开始走向新的革命航程的新起点。

长征本身是一次战斗接着一次战斗的艰苦航程,当时除了战斗中短暂的休整外,几乎没有完整的停息。这种客观条件决定了长征时期的音乐活动也是一切为了战斗、一切服从战斗。其艺术形式只能是非常简朴的、供红军传唱的歌曲,而且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书面资料保存的条件,主要仅凭人们的记忆。

据全国解放后的初步调查,保留有曲调及歌词的红军歌曲主要有:《再占遵义歌》、《渡金沙江胜利歌》(彭加伦编词)、《战斗鼓动歌》(彭加伦编词)、《提高红军纪律歌》、《打骑兵歌》(陆定一、李伯钊编词,反映抢夺泸定桥战斗)、《吃牛肉歌》(写于过草地中)、《到陕北去》(彭加伦编词)、《远征歌》(彭加伦编词)、《凯旋歌》、《庆祝红军大会合》(写于二、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大会师之后)、以及《长征歌》(定一、拓夫编词)等。其他有些歌曲只保留歌词,而不知其曲调。根据这些收集到的歌曲分析,其曲调几乎都是运用过去流行的学堂乐歌、当地的民歌小调,以及少量当时传入我国的苏联革命歌曲的曲调加以填词的。编词者主要是原来根据地的文化工作的领导。说明当时还没有条件吸引任何专门的音乐家参与长征的音乐活动。通过这些简陋而又十分珍贵的史料,生动地反映了:1.当时编写的目的只是为了宣传教育、为了鼓动士气,而不是作为一种艺术创造;2.编写者选择曲调的标准主要是为了便于在红军中流传,并大多带有明快律动的进行曲特色;3.歌词的内容大多紧密围绕实际的战斗动员,带有明显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情绪,真实地反映了长征过程中战斗的急迫、环境的恶劣,和红军战士那种明朗、乐观、幽默的精神和性格。例如在过草地时,红军几乎已到了弹尽粮绝、只能将皮带煮了充饥的地步。但歌曲却用了一种俏皮的口吻称之为“吃牛肉”,充分反映了革命战士在极其艰苦环境中的宽阔心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人民长达百年的艰苦斗争,进入了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革命的胜利不仅使大多数中国劳苦大众从根本上改变了受压迫被剥削的命运,也对中国文化教育、文艺创作开创了迅速发展的新局面。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胜利的获得是建立在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基础之上,长征的题材自然不断地成为文艺家进行艺术创造的重要源泉。从1950年至1966年的17年期间以长征为题材的音乐创作大致有这些:瞿希贤的《红军根据地大合唱》(金帆词,其中部分章节涉及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根据地人民想念长征中远去的红军等);晨耕、生茂、唐诃、遇秋的《长征组歌》(萧华词,这是全面反映长征全过程的优秀作品);朱践耳的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和田丰的大合唱《为毛主席诗词五首谱曲》(其中均选取了毛泽东部分有关长征的诗词为题材);郑律成的大合唱《长征路上》(词选择了毛泽东的有关长征的诗作为题材);丁善德的《长征交响乐》;贺绿汀、梁寒光、郑律成等人作曲的歌剧《长征》;彦克、周方等作曲的舞剧《艰苦岁月》(着重反映过草地的一段历史);以及相当数量的以毛主席有关长征的诗词为题材的艺术性独唱或合唱歌曲,如彦克、吕远的《七律·长征》,李劫夫的《忆秦娥·娄山关》,羊路由的《清平乐·六盘山》和《东方红》中由臧东升创作的独唱曲《情深谊长》等。

跟随毛主席走过雪山草地

1935年,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随军的剧团里有一个身材瘦小的女红军,负责服装、化妆、演出杂务工作,她就是王定国。早在参加红军之前就入了党,还担负过地方革命负责人的王定国,由于平时就爱唱爱跳,被抽调到剧团来做宣传工作。今天,王老是这样讲述她的宣传队的:“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她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歌、庆祝苏维埃发展的歌、骂卖国贼的京剧二簧调等等,“金沙江流水响叮当,常胜的红军来渡江……”一首《渡金沙江胜利歌》还唱得声情并茂。她说跳舞是李伯钊教的,比如《八月桂花舞》。长征路是异常艰苦的,剧团、宣传队要比别人多走了几乎一倍的长征路。部队行军时,剧团必要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举世无双的中国长征,红军是靠一双脚板走了两万五千里的,那么,宣传队员可能要走更多的路程了。

红四方面军的很多仗打得很惨烈,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有时候敌人不是正规军,是土豪的队伍,他们也没有什么枪。他们听国民党的指挥,不让我们过,拦着我们,我们就和他们打,冲开一条血路。”

现在,人们都知道长征是艰苦卓绝的,女同志吃的苦比男同志更多。王老说:“那时都不知道苦了,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冲出一条路,无路可退。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但是,她承认:“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草地没有路,敌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打,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可是,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的中央机关和四方面军总部在懋功会合,在庆祝红一、红四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上,王老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人。

王定国随剧团经过毛儿盖来到卓克基,为过雪山做准备。就是在这里,王老与谢觉哉偶然相遇,后来结成了终身伴侣。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

过草地时,王定国的体重仅有50多斤。说起那段经历,王老笑着说:“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是的,在过草地时,有多少战友就在身边陷进了沼泽,没能再爬出来。过草地时,最可怕的还是饥饿。绵延两万五千里的长征,红军战士们没有充备的口粮供给,能够果腹的仅仅只有野菜和草根。但是,即便是野菜和草根也不可能支撑那么多的队伍一次次地采集,更何况有的“野菜”和“草根”是有毒的,长征的途中,就有许多战士因为误食了有毒的“野菜”,而永远地留在了草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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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王定国一直非常幸运,她熬过了饥饿,躲过了敌人的子弹,走过了随时可能吞噬人生命的草地。但是就在1936年,她的身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当时,他们要翻越的雪山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在雪山顶上,她的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那里。近年来,有人采访王老,问到她长征期间“丢”了个脚趾,她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说的:“在雪山上,晚上睡着了。人多被子少,盖不着,脚冻僵了。一摸,就断了,冻掉了嘛!”作为一个年轻的红军女战士,她没有为自己的这根脚趾掉一滴眼泪。问她伤心不伤心,她回答说:“没什么伤心的,死活都说不准了,伤心?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的人,伤心什么?我们是穿着单衣服,一边走一边嘴里嚼着辣椒翻过雪山的。”我们总说革命者的情怀,王老以极平常的语气所说的往事,是不是最感人的情怀呢?

虽然,长征的道路是异常的艰苦和曲折,但是,王老记得更多的是艰苦中的快乐。她以轻松的口吻,说起和毛泽东主席过草地的往事:那时,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主席爱抽烟,长征途中没烟叶,小战士们就主动帮毛主席一个小忙:“我们是在同一条路上啊。他一路要抽烟,没的抽啊!我们就找没有毒的树叶子,采下来,背在背上晾干,然后给毛主席,他弄弄就抽。”毛主席一路上抽着战士们为他卷的树叶香烟,和战士们说笑着,主席的乐观也同样感染了王定国,让她更加坚定地战胜这艰险的征途。

针线“缝”出了革命伴侣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l3年2月4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乙香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乙香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乙香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迎接红四方面军许世友部进驻营山,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1935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王定国所在的四方面军与中央机关纵队一起住在雪山下的藏族寨子卓克基,两个方面军都在为过雪山做准备。有一天,王定国和剧社的几个战友正在山坡下休息,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拿着一包衣服向王定国走来。“胡子”微笑着对王定国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后来被毛主席和党中央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同志。谢觉哉比毛泽东还年长十几岁,在长沙第一师范小学曾和毛泽东同为教员。谢老古文底子好,深得毛泽东敬佩,视为老师,并在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天王定国送去缝好衣服的时候,“胡子”老同志远远地招呼她,还特地嘱咐她要多准备一些辣椒,过雪山时可以御寒。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敌人以为找到了红九军的军部,飞机、大炮都用上了。苦战中,剧社弹尽粮绝,伤亡惨重。敌人扑来,身材单薄的王定国举着刺刀向敌人冲去……终因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住了。“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幸运的是,一贯疯狂屠杀、活埋红军战俘的马步芳,认为“剧社有用,留着不杀”。强迫红军战士为他们唱歌跳舞,并且提出扩大剧社。

趁剧社扩大的机会,王定国和战友们把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掩护进剧社,张琴秋就是其中的一位。西征中,张琴秋任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是敌人悬赏一千大洋捉拿的红军将领。被俘后,她化名苟秀英,装成烧火做饭的炊事员。得知这个重要情况,王定国同战友们商量,以剧社都是小孩不会做饭为名,提出让“苟秀英”来剧社当炊事员。敌人没有发现破绽,张琴秋顺利来到剧社掩护了身份,躲过了一劫。张琴秋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女副部长,王老尊她是“没有军衔的女将军”。

据王老回忆,除了一位党文秀烈士以外,剧社的团员后来都被组织上营救出来了。党文秀牺牲得很冤枉。有一天晚上,白崇禧来青海视察,国民党组织了一个欢迎晚会,要剧团演节目。党文秀跳舞时不小心把鞋子甩到桌子上,打掉了茶杯,敌人以为是甩来的手榴弹,吓的白崇禧都跑掉了。敌人把党文秀给枪杀了。

后来组织上派来一个叫张文彬的来联系营救,又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大家亲切地称作“八办”。有几千人被送回到八路军。王定国获救后就积极参加“八办”的工作,经她手救出许多同志,也是在八办遇到了谢觉哉。担任兰州“八办”党代表的谢觉哉,通过来接关系的人了解了被俘人员的情况。在他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录:“张掖有地下党,支部里有个女委员叫王定国。”等见了面,谢觉哉认出:这个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而王定国觉得眼前这位长征中的最年长者不仅是位德高望重的上级领导,一位将自己从敌人魔掌中解救出来的救命恩人,更是一位可以生死相托、胜过兄长的亲人。缝“羊毛衣”的棉线,成了结连理的红线。

回忆起和谢觉哉的结合,王老只说“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一个是长征途中年龄第二大、学富五车的革命家,一个是没有文化、风华正茂的红军女战士,能成为紧紧相依的革命伴侣,还有赖于时任“八办”处长的彭加伦。彭加伦为“八办”留住了这个干练的女干部,还以谢觉哉日夜奔波操劳,身边也需要一位好帮手为由,劝说王定国留在谢老身边。

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就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一个革命家庭。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直到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为失去良师、战友、丈夫而痛不欲生。1978年,即谢老去世7年之后,按照胡耀邦“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谢老的遗著收集整理发表,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的要求,王定国开始清理谢老留下的手稿、日记。作为谢老的终生伴侣,王老得天独厚地有了学文化的机会。这使得她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评传》、《谢觉哉文集》等多部历史文献时游刃有余。能把谢觉哉一生心血的结晶奉献给党和国家,王定国感到莫大的欣慰。

毛主席说:“谢老有福,有个贤内助。”

和谢老一起在延安时,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王定国几次获得边区带动模范和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当时王定国把谢老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组成一个生产小组。“在我们小组种的地里,收获的茄子像小盆一样大,大白菜一棵就16斤重,喂的几头猪滚瓜溜圆,又宽又厚的猪背可以平平稳稳地放个脸盆。猪和蔬菜都在边区生产展览会上获了奖。”王定国尤其自豪的是,毛主席看了展览非常赞赏,称赞王定国等人是边区妇女中的豪杰,是边区机关工作人员的典范,还亲自给王定国题写“再接再励”4个字作为嘉奖。王老至今还记得,那时每当收获新鲜蔬菜,谢觉哉总要自己动手摘收第一茬时鲜送给毛主席。出于和谢老的特殊关系,毛主席对谢觉哉所赠菜蔬从来都照收不误,有时还让杨家岭的管理员到谢家来拿。1988年,王定国去西柏坡展览馆参观时,见到了当年延安杨家岭的那位管理员,他对往事也历历在目,记得那时毛主席常常风趣地说:“谢老好哇,堂客(即妻子)又勤劳又贤惠,”“谢老有福,有个贤内助。”

毛主席对谢觉哉、王定国夫妇的特殊关照也有鲜为人知的细节:毛主席的儿媳刘思齐,在毛岸英牺牲后,主席对她视做女儿,一直催她再组织新家庭。1962年刘思齐结婚,毛主席邀请谢老夫妇去中南海便餐庆祝,让人送去亲笔写的条子,条子上写明这次就是只请谢老二人,不请其他人了。

王定国不但是谢老的贤内助,也是谢老的聪慧的学生。她非常勤奋,活到老,学到老。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女子,成长为今天能写书、赋诗、作画,都得益于她的吃苦精神和有谢觉哉这样一位好伴侣、好老师。谢老不但手把着手地教会了她认字、习文,还教她作诗、写书法和绘画。1994年,她写作出版了一本约十几万字的纪实性自传《后乐先忧斯世事》。书名取自谢觉哉赠她50岁生日时作的诗。2008年5月3日,“老红军王定国书画展新闻发布会暨《王定国书画集》首发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为书画展题词:“丹青难书是精神”,200多位老红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属、著名书画家等人到会祝贺。她的绘画作品《雄鸡一唱天下白》及《红军不怕远征难》、《记腊子口》、《八年抗战忆延安》、《红军西进歌》等,是老人对红军、对长征的情深礼赞。那幅“强渡嘉陵江”:江水翻腾、乌云密布,炮火击起了数道冲天水柱;冒着枪林弹雨,红军战士们划着木船向对岸拼死攻击的气势磅礴画面,生动地再现了红军战士英勇不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她充满激情地说:“这是根据自己的记忆,画出红军战士当年强渡嘉陵江的场面。我要把过去和现在能记起来的事情,用笔画写出来,留给后人。”是高超的绘画技巧和亲历者饱蘸激情的笔墨完美的结合,使得这一幅幅作品,有了动人心魄的震撼!此情此景,非老红军亲历者莫及!

谢老走了,王老离休了,但她那双走过长征路的双脚,并没有停歇。1983年,王定国重访甘肃,了解到一批滞留在甘肃、青海的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生活困难。她认为,当年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及后果,不能由这些无辜的战友承担,而且,这些人都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现在不解决,后人不了解这段历史,更难以解决。于是,她和伍修权一起,自费跑遍河西走廊,越乌鞘岭,跨湟水河,顶戈壁烈日,迎祁连朔风,为的是一项几十年前没能完成的任务——营救西路军流散人员。

她曾与陈云夫人于若木等同志,发起挽救失足青少年活动,足迹遍布中国;她曾在76岁高龄时重返草地,在川北22个县考察,为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出谋划策;她曾在92岁高龄时重走长征路,探望还健在的老战友和房东乡亲……她真是个闲不住的革命老人,她的人生新长征正在愉快地进行着!

2003年,老人的小儿子谢亚旭就向母亲提起:为了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想让母亲“重走长征路”。这个建议令王定国非常高兴,对怎样重走长征路,王老自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看看红军遗址,看看健在战友,看看老区百姓”。在儿女们的一致支持下。2004年6月,王老到达四川省天全县,这是她重走长征路的第一站。在瞻仰天全红军烈士陵园时,王定国听说县里雇了顶滑竿要抬她上山,生气了,她大喊:“我是红军啊,我自己能上去!”在高海拔的二郎山、在泸定县的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九旬的王定国老人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只身在100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这哪像一位92岁高龄,负过战伤,30年前又做过大手术的老人?

96年的人生中创造了无数奇迹:1933年参加红军,长征途中敌人的弹片击断了她的腿骨,她坚强地迎来革命的胜利;从文盲女到革命家——14岁参加革命后,刻苦学习,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家女到著书立传,成为今天很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书法绘画集一身——70岁开始练习书法和绘画,丹青追忆红军岁月、赞美祖国壮丽山河;癌症老人——75岁,癌症切除手术在她身上留下30多厘米的疤痕,依然欢乐;她曾在92岁高龄时重走长征路,探望还健在的老战友和房东乡亲……

如今,老人革命热情不减,头脑清晰,继续发光发热。2009年新年到来之际,我们满怀崇敬来到老人身边,听她讲述跟随毛主席在长征途中的往事,一起感悟这位传奇老人身上永葆的革命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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